《西京雜記》卷六記載：“幽王（周幽王）冢甚高壯，羨門既開，皆是石堊，拔除丈余深，乃得雲母深尺余。見百餘屍縱橫相藉，皆不朽。唯一男子，余皆女子，或坐或臥，亦猶有立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周王陵至今尚未被考古发现，而《西京雜記》的记载还有待考古证实。西周时期的宝鸡茹家庄西周墓、长安张家坡西周遗址、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5]、曲沃晋侯墓地[6]、黎城西关西周墓（周代黎国为姬姓诸侯国，姬姓楷侯墓及其下属有殉人[7][8][9]）、河南浚县辛村卫侯墓地、北京琉璃河燕侯墓地[10]、陕西武功县黄家河西周墓[11]、西安大原村西周墓、宁夏姚河塬遗址[12]、曾国的郭家庙墓群[13]等多地发现过殉人，尽管部分墓葬如卫侯大墓、燕侯大墓等已被严重盗掘而难以将尸体保存下来[14][15]。东周时期的曾侯乙墓、临猗程村魏氏墓地[16]、河南陕县后川魏氏墓地[17]、汲县山彪镇M1墓（春秋晚期的魏氏贵族墓）[18][19]、滕州薛国故城东周墓、莒南大店莒国贵族墓葬、中山王陵[20]等地也均有殉人实例。[21][22]西周的沣西车马坑中用人殉葬的比例之高并不亚于殷墟[23]（沣西车马坑十一座, 保存较好的六坑中皆有一御奴随葬[21][24]），而这里的战车形制属于周人的戎车风格[25]。

而流行殉人的绛县横水墓葬的族属被学术界大多数人认为是戎狄、鬼方或怀姓九宗，但有学者用充分证据论证了绛县横水墓葬实际上是曲沃代翼时期晋国曲沃小宗的墓地，与之对应的大河口墓地则是曲沃代翼时期被击败而杀害的晋侯公室墓地。[26]由于周人是后进性民族[27]，两周时期的周人在使用人牲人殉的同时会普遍吸收商人和东夷的腰坑殉狗、日名、族徽等习俗（尤其是在西周前期），墓向、葬式、腰坑殉狗、日名、族徽、青铜器形制等已经很难成为直接界定周人与殷遗民或其他族群之间的标准，绛县横水墓葬中姬姓贵族墓葬吸收大量商文化因素是正常现象。[26][28][29][30][31][32][33][34]

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人殉之风仍然很盛，其中“天子殺殉，眾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墨子·節葬（下）》），例如曾侯乙墓中杀殉21个妻妾，河南固始“勾吴夫人墓”中杀殉17人等。《吴越春秋》则记载“吴王有女滕玉，因谋伐楚，与夫人及女会蒸鱼，王前尝半与女。女怒曰：王食鱼辱我！不愿久生，乃自杀。阖闾痛之。葬于国西阊门，外凿池积土，文石为椁。题凑为中，金鼎玉杯、银樽珠襦之宝，皆以送女。乃舞白鹤于吴市中，令万民随而观之。还使男女与鹤俱入羡门，因发机以掩之，杀生以送死，国人非之。湛庐之剑恶阖闾之无道也乃去。”从考古来看，吴王陵区的青龙山磨子顶墓有2具殉人和3个马牲，背山顶墓则有1具殉人和2个人牲，粮山二号墓发现有1具殉人和1个马牲，而吴王陵区还未得到系统的发掘。[35]

《史记正义》引《括地志》：“齐桓公墓在临淄县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岗,一所二坟。晋永嘉末,人发之，初得版，次得水银池，有气不得入。经数日，乃牵犬入中，得金蚕数十箔，珠襦、玉匣、缯彩、军器不可胜数。又以人殉葬，骸骨狼籍也。”《七国考》卷十《田齐丧制》引刘向云: “昔威王卒 ,从死者七十二人。”《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贾举、州绰、邴师、公孙敖、封具、铎父、襄伊、偻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复命。不说弁而死于崔氏。申蒯，侍渔者，退谓其宰曰：‘尔以帑免，我将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义也。’与之皆死。」崔杼弑齐庄公后众人的反应体现了当时为君主殉死的风气。临淄齐国故城墓葬的发掘证明齐国殉人的现象很普遍，例如，临淄河崖头墓地M1的椁盖之上有1殉人，此墓已受到严重盗扰，其年代在西周晚期[36][37][38]，而战国时期的临淄东夏庄LDM4杀殉19人、临淄郎家庄殉人墓至少杀殉有26人、临淄辛店齐鲁乙烯厂大墓中光5号墓就杀殉40人。一直要到战国晚期，齐墓的人殉现象才逐渐被俑殉完全取代。[38]从春秋晚期开始，人殉现象已经逐渐受到社会上的广泛批评，在春秋战国之际殉葬习俗也受到了齐国部分贵族的主动摒弃，例如《礼记·檀弓下》记载，齐国大夫陈子车在卫国死后，其弟弟陈子亢反对其妻与家中大夫图谋殉葬，并威胁若真要殉葬就用子车的妻子与大夫陪葬，因而阻止了殉葬；陈乾昔临死时嘱咐让两个婢女殉葬，他死后，其子说：“以殉葬，非礼也，况又同棺乎？”

《战国策·赵策三》：“楼缓曰：’王亦闻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于鲁，病死。妇人为之自杀于房中者二八。其母闻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贤人也，逐于鲁，是人不随。今死，而妇人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于长者薄，而于妇人厚？’”《韩诗外传》记载“鲁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孙闻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问焉，对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鲁，送之，不出鲁郊；赠之，不与家珍。病，不见士之视者；死，不见士之流泪者。死之日，宫女縗絰而从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馀於妇人也。吾是以不哭也。」”《孔丛子·记义》则记载“公父文伯死，室人有从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谏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贤人也。不用于鲁。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随。今死而内人从死者二人焉。若此。于长者薄于妇人厚也。’”《国语·鲁语下》：“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闻之：好内，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恶其以好内闻也。”，说明当时有下属（士）和妻妾在主人去世后为之而死（殉葬）的习俗，公父文伯的母亲认为如果“好外”而士为之殉葬是可以接受的但“好内”会败坏名声，告诫其妻妾不要从死，但告诫无效。《左传·哀公三年》：秋，季孙有疾，命正常曰：「无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则以告而立之。女也，则肥也可。」这说明鲁国统治者上层在季桓子之前是流行殉人习俗的，而季桓子特意嘱咐下属不要再为自己殉葬。